【{‘担保’}】生活教育运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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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拼音]:shenghuo jiaoyu yundong

中国教育家陶行知所倡导的一种教育运动。生活教育理论, 是他在提倡乡村教育运动, 办晓庄学校时提出的,以后随著时代的前进,他陆续做了新的解释和发展。生活教育的基本观点是:“生活即教育”,“社会即学校”, “教学做合一”, “行是知之始, 知是行之成”。他反对“仪型他国”,反对洋化教育,反对“沿袭陈法”,反对传统教育。而把美国教育家J.杜威的“教育即生活”、 “学校即社会”的论点颠倒了过来, 改为“生活即教育”、“社会即学校”。他对生活即教育的解释是:“是生活就是教育,是好的生活就是好的教育,过坏的生活就是坏的教育;是认真的生活就是认真的教育,是马虎的生活就是马虎的教育;是合理的生活, 就是合理的教育, 是不合理的生活, 就是不合理的教育”。“康健的生活, 就是康健的教育; 非康健的生活,就是非康健的教育。劳动的生活,就是劳动的教育;非劳动的生活,就是非劳动的教育。科学的生活,就是科学的教育;非科学的生活, 就是非科学的教育。艺术的生活, 就是艺术的教育;非艺术的生活, 就是非艺术的教育; 改造社会的生活,就是改造社会的教育;非改造社会的生活, 就是非改造社会的教育。” 1934 年他写的《什么是生活教育》一文,给生活教育的确定的定义是: “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,生活所自营,生活所必需的教育。”1936年他写的《生活教育之特质》一文说: 生活教育是:“①生活的”,“②行动的”, “③大众的”,“④前进的”,“⑤世界的”,“⑥有历史联络的”。1939年他在《生活教育目前的任务》一文中说:“我们要拿好的生活来改造坏的生活,拿前进的生活来引导落后的生活。针对著现在说,我们要拿抗战的生活来克服妥协的生活……教育只是民族大众人类解放之工具”。1940年在《谈生活教育》一文中说:“生活教育理论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争取自由平等的教育理论”。1946年在《大众的艺术》一文中说: “我们生活教育运动……订了四大方针,即民主的、大众的、科学的、创造的方针”。

对于社会即学校,陶行知在《生活即教育》一文中解释说:“生活即教育,就是社会即学校。”“生活即教育”与“社会即学校”是相联的。“我们主张‘社会即学校’,是因为在‘学校即社会’的主张下,学校里的东西太少;不如反过来主张‘社会即学校’,教育的材料,教育的方法,教育的工具,教育的环境,都可以大大地增加,学生、先生也可以多起来。因为在这样办法下,不论校内校外,都可以做师生的”且能使“社会与学校打成一片”。他在《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》一文中说:“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。生活无时不变,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。因此,我们又可以说:‘社会即学校’”。在他写的《民族解放大学》中说:民族解放大学校,“没有围墙……,现在中华民国的国界就算是我们这个大学校的‘四至’”。“它也用不著花上几百万去建造武汉大学那皇宫一般的校舍。工厂、农村、店铺、家庭、戏台、茶馆、军营、学校、庙宇、监牢都成了这个大学校的数不清的分校;连坟墓都做了我们的课堂”。他在 《社会大学运动》 一文中说:“社会大学有两种:一是有形的社会大学,二是无形的社会大学”,“无形的社会大学,是只有社会而没有‘大学’之名。它是以青天为顶,大地为底,二十八宿为围墙,人类都是同学。依‘会的教人,不会的跟人学’之原则说来,人类都是先生,而且都是学生。新世界之创造,是我们的主要功课”。“有形的社会大学是夜大学、早晨大学、 函授大学、 新闻大学、 旅行大学、 电播大学”,“社会大学无论有形的无形的,要有一个共同的大学之道”,“大学之道在明民德,在亲民,在止于人民之幸福”。

关于陶行知“教学做合一”的教育观点,他在《教学做合一》一文中说,“教学做是一件事,不是三件事。我们要在做上教,在做上学”。他在《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答客问》一文中说:“教学做合一是: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;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。事怎样做就怎样学,怎样学就怎样教”,“教学做有一个共同的中心,这个中心就是‘事’,就是实际生活;教学做都要在‘必有事焉’上用功”。他在《劳力上劳心》一文中说:“真正之做只是在劳力上劳心,用心以制力”。他还说:“教学做合一只是生活法”。在《手脑相长歌》里提出每人“手脑都会用”。他在《行是知之始》一文中说:“阳明先生说‘知是行之始,行是知之成’,我认为不对,行是知之始,知是行之成”。《墨辩》 提出亲知、 闻知、说知。陶行知认为“亲知为一切知识之根本,闻知、说知必须安根在亲知里面,便可见‘行是知之始,知是行之成’”。

在 1923年到 1925年,陶行知与晏阳初从事平民教育运动。这是他从事普及教育运动的开端。后来,他认为平民教育运动“碰了壁”就改变了方向。从1926年到1930年,他提倡乡村教育运动,创办了试验乡村师范学校,1928年改为“晓庄学校”。其目的就是他写的《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》所说的那样:“我们的新使命,是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,征集一百万位同志,提倡一百万所学校,改造一百万个乡村”。1930年晓庄学校被国民党政府借口封闭。1932年到1935年,他提倡普及教育运动,“为谋普及大众儿童向上生活所需要之教育, 以助成中华民国与大同世界之创造”。 他在上海郊外创办了山海工学团。 提出工学团是“工以养生”,“学以明生”,“团以保生”,“工学团是中华民族之救命圈”。1936年初,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的推动和帮助下,陶行知发起组织国难教育社。他明确表示,当前的“生活”是国难当头, 积极主张推行“国难教育”运动。他在《发起组织国难教育社缘起》和《国难教育社成立宣言》中说:“整个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后的生死关头”,“我们除了反抗敌人的侵略,没有法子可以获得民族解放; 我们除了流血, 不会获得民族自由”。1937年“七七”事变爆发,抗日战争开始,陶行知指导生活教育社出版《战时教育》杂志等刊物,将“国难教育运动”改名为“战时教育运动”。为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,停办山海工学团,成立战地服务团,为抗战服务。1938年到1945年8月抗日胜利,陶行知积极执行“全面教育”运动。他指出:“我们要有全面的教育来配合以促成全面抗战”。在这期间,1939年他在重庆还创办了育才学校。他指出:“创办育才的主要意思在于培养人才之幼苗,使得有特殊才能者的幼苗不致枯萎,而且能够发展”。1945 年秋到 1946年秋陶行知为了适应争取民主斗争需要,提倡民主教育运动。他写的《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》、 《民主教育》和《民主教育之普及》指出:“民主的教育是民有、民治、民享的教育。”“‘文化为公’,‘教育为公’是教育的目的”。“国民教育,是人人应当免费受教育”。“民主教育是教人做主人,做自己的主人, 做国家的主人, 做世界的主人”,“教育为公以达到天下为公”。“因此民主教育需要普及”。1946年他积极倡导社会大学运动。他写的《社会大学运动》一文指出:“社会大学运动是要把有形的社会大学普及出去,并且要给无形的社会大学一个正式的承认,使每一个人都承认这无形的社会大学之存在, 随时随地随事进行学习。”

陶行知所倡导的生活教育运动,包括乡村教育运动,普及教育运动,国难教育运动,战时教育运动,全面教育运动,民主教育运动和社会大学运动,始终贯穿著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和观点。这一运动实际就是他的教育救国理论的实践。但从“一二·九”运动到他逝世的最后十年,他“一直跟著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”(《周恩来选集》第 238页),献身于民族民主革命斗争,同时把生活教育运动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联络起来,并为之服务。这就是生活教育运动的起缘和发展的历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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